乾坤倒覆，无谓不静；洪流滔天，无谓其动

东晋僧肇《物不迁论》中提出的动静观命题。僧肇在《物不迁论》中，以《放光般若经》“法无去来，无动转者”为理论根据，认为一切事物都没有运动变化。但他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一切运动，而是通过论证运动不真实来证明“物不迁”，即“求静于诸动”，而不是“释动以求静”。“求静于诸动，故虽动而常静；不释动以求静，故虽静而不离动。”（《物不迁论》）僧肇认为，常人以“昔物不至今”证明事物发生变化，这是从世俗的角度对事物本性的一种误解和颠倒，是“俗谛”。从佛教真理的角度看，“昔物不至今”正说明了“诸法不动，无来去处”。因为“求向物于向，于向未尝无；责向物于今，于今未尝有。于今未尝有，以明物不来；于向未尝无，故知物不去”。（同上）在僧肇看来，要证明事物发生变动，必须是能在现在找到过去的事物，而过去则没有过去的事物。但“实际”情况是“昔物自在昔”，“今物自在今”，所以说事物是不迁不变的。僧肇还从因果关系论证“物不迁”。“果不俱因，因因而果。因因而果，因不昔灭；果不俱因，因不来今。不灭不来，则不迁之致明矣。”（同上）由于有因而有果，可以知道果之前有因。但果不等于因，又说明因没有来到果。因既存在于果之前，又没有来到果，说明因是不迁的。因与果“性各住于一世”（同上）。经过这样的论证，僧肇便以“中观”的思维模式调和了“俗谛”与佛教“真谛”的矛盾，既谈真又不逆顺，既顺俗又不违真，所得出的结论便是“乾坤倒覆，无谓不静；洪流滔天，无谓其动”。既不否认以“天翻地覆，洪流滔天”为动的世俗看法，又不违背佛教“诸法本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”的真理，僧肇认为，这样才是真正理解了“物不迁”的道理。
僧肇对“物不迁”的论证，实际上是以事物运动变化的阶段性，否定其连续性，以因果的差异性否定因果之间的联系。这是错误的。但僧肇对“动”与“静”、“昔”与“今”、“因”与“果”关系的分析，对人们的思维还是有启发的。